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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三年聚焦欺诈发行护航注册制

发布时间:2020-05-22 05:09来源:全球财经散户吧字号:

  今年的议案,他建言将欺诈发行罪调整纳入“金融诈骗罪”范畴,将最高刑提至无期徒刑;他提出要提高罚金额度,拓宽该罪规制范围,明确“关键少数”刑事责任;他建议提高罚金数额,从“非法募集资金金额1%以上5%以下”提高至“非法募集资金金额20%以上1倍以下。

  这已经成为了业内共识,多位代表委员和市场人士表示,亟需修订刑法,通过法律的力量重申资本市场监管红线所在,尤其在注册制改革将向全市场推行的背景下,需增强“立体追责”体系的威慑力,让造假者付出惨痛代价,助力形成发行人、中介机构不敢造假、不能造假的市场生态,护航注册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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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续三年聚焦欺诈发行

  王建军多年来呼吁加大欺诈发行刑罚力度,体现出证券市场造假者的“恨之切”。

  早在2018年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之初,王建军就提出了《修改刑法,加重欺诈发行犯罪刑罚力度的议案》;第二年,也就是2019年,王建军再递交了《修改刑法,将欺诈发行犯罪刑期增至无期,重罚参与合谋的中介机构的议案》;今年,王建军继续聚焦欺诈发行,《关于加快修改刑法,使欺诈发行可判无期徒刑,保障注册制改革的议案》。

  纵观这三篇议案,“变”和“不变”贯彻其中。“变”的是字数越来越长,从严惩发行人到重罚合谋的中介机构,再到为资本市场改革护航,建议理由越来越充分,参照案例和法典越来越详实,建言内容越来越贴近证券市场改革方向,出发点越来越契合市场和投资者利益根本。

  “不变”的是打击欺诈发行的初衷,对造假者的零容忍态度和加大证券违法违规成本的决心。尤其是在注册制实行前端市场化准入的改革背景下,如果对欺诈发行犯罪处罚力度不够,可能导致该类案件数量进一步上升,影响改革成效,阻碍改革进程。作为深交所的掌门人,王建军呼吁修法的心声愈加迫切。

  多年处在监管之位,王建军清楚知道营造资本市场良好生态的重要性。真实、准确、完整、及时的披露信息是证券市场健康有序运行的重要基础,上市公司不说假话、不做假账、真实披露是最基本底线,欺诈发行行为,是以损害多数人利益为代价,为少数人换取不义之财,是资本市场上的掠夺,是对普通投资者的侵害,必须坚决清除害群之马,切实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转自:散户吧 WWW.SANHUBA.COM

  特别是在资本市场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只有补齐市场短板,让市场参与各方在“民行刑”的法律体系下有了敬畏心,才能让各方归位尽责,自觉维护市场秩序,遵守市场纪律。今年以来,监管多次强调从严打击欺诈发行,让王建军的议案更加凸显其重要性。过去一个月,金融委会议多次点名“资本市场违法违规”,表示要对造假的上市公司、中介机构与个人坚决彻查,严肃处理;证监会主席易会满也在“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活动上表示,证监会近期集中力量查办了一批市场关注度高、影响恶劣的重大财务造假案件,立案调查了多起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的上市企业。 转自:散户吧 WWW.SANHUBA.COM

  出重拳、用重典打击欺诈发行已成为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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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欺诈发行者,最高应处无期徒刑

  3月1日实施的新证券法大幅提高了欺诈发行的违法成本,相比之前60万的顶格惩处,千万级别的罚款大幅提高了违法成本,让试图通过讲故事、造假账来欺骗投资者的造假者忌惮,但刑罚方面对于造假者的处罚还是太轻,刑法上欺诈发行罪被纳入“妨害对公司、企业管理秩序罪”范畴,最高刑期仅有5年,明显与其社会危害性不相匹配。

  王建军指出,现行刑法将欺诈发行罪放置在第三章第三节“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罪”,但实际上纳入该章第五节“金融诈骗罪”更准确。第一,从第三节的规制逻辑看,该节旨在打击企业设立、经营、清算过程中妨害企业管理秩序的行为,比如虚假出资、虚假破产、徇私舞弊低价折价出售国有资产等,强调对企业利益、债权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的保护,而欺诈发行直接涉及不特定多数人和社会公共利益,超出了第三节规制范畴。第二,从危害程度看,第三节其他犯罪行为由于影响范围相对确定,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欺诈发行是典型的涉众型犯罪,波及面广,受害人数多,危害性不可同日而语。第三,从行为性质看,欺诈发行还是典型意义的诈骗。发行人采用粉饰报表、虚构业绩的方法骗取投资者信任,非法占有投资者钱财,符合金融诈骗罪基本特征。 转自:散户吧 WWW.SANHUBA.COM

  同时,刑法中关于欺诈发行的刑期设置过低。第一,从危害后果看,欺诈发行案件涉众性强、影响恶劣,比起集资诈骗有过之而无不及。按“罪刑相当、罚当其过”的原则,最高5年的刑期设置明显偏低,没有让违法者付出应有代价,难以起到惩治、震慑和防范该类犯罪的效果。第二,从法律责任的梯级看,欺诈发行、市场操纵和内幕交易都是资本市场常见的违法行为,其中欺诈发行最为严重,应对标最严厉的处罚量刑。现行刑法规定的操纵市场罪和内幕交易罪的最高刑期均达到10年,欺诈发行的刑期上限应在10年以上,并拉开梯度。第三,从境外市场实践看,美国规定的欺诈发行最高刑期为20年,2005年世通公司CEO因欺诈、内幕交易等数罪并罚获刑25年 ;台湾地区规定的最高刑期为15年,均远高于我国刑法现行规定。

  “不仅刑期设置不合理,刑法第160条规定的募集资金1%以上5%以下的罚金标准,也明显偏低。”王建军强调,一方面,在当前市场的融资规模下,罚金数额与违法收益严重不对称,罚金刑无法发挥其应有的预防和制裁功能;另一方面,该标准已显著低于新证券法就欺诈发行设定的行政罚款标准,刑事处罚应有的严厉性难以彰显。

  王建军还提出,现行刑法中关于欺诈发行罪的规制范围偏窄。修订后的证券法增加存托凭证作为法定证券,并将资产支持证券、资产管理产品纳入调整范围。现行刑法第160条仅列举股票、债券,无法涵盖证券法新增证券品种以及资本市场未来可能出现的其他证券品种,有必要拓展规制范围,避免留下法律漏洞。

  针对上市公司的“关键少数”,王建军建议强化对“关键少数”的刑事打击力度。证券法此次修订特别加强了控股股东、实控人在欺诈发行中的法律责任,比如规定组织、指使从事欺诈发行的最高可处2000万元罚款,明确民事过错推定、连带赔偿等。他指出,要进一步提高控股股东、实控人的违法成本,强化精准打击,建议刑法明确组织、指使欺诈发行的刑事责任,从刑罚方面加大震慑。

(小编:招财进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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